《繁花》綻放,根是海派文化,果是城市品格

《繁花》綻放,根是海派文化,果是城市品格

2024年1月9日晚,一部“現象級”的電視劇作品《繁花》迎來大結局。這是知名電影導演王家衛首次執導電視劇集。影視藝術圈裡,王家衛的大名如雷貫耳,但這也只能保證《繁花》開播時的噱頭十足。真正引發全城民衆街談巷議,全國觀衆一道追看,從劇情到人物命運的持續討論,以及其所散發的綿長魅力,一定已超越了王家衛一人之名,而有着精品力作必不可少的宏闊情懷與大歷史觀。《繁花》劇集中的人物刻畫,無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,其成功之道在於以一人反映一代人,以衆生相共同烘托出一個時代的精氣神。筆者撇開都市男女與複雜劇情不談,僅擷取爺叔、寶總和小小顧三人,自認他們可以代表上海的20世紀上半葉、20世紀之末,以及21世紀的發展可能,劇集擬人化地表現出上海“開放、創新、包容”的城市品格,一種代際不斷的血脈在流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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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所不能的爺叔

“家有一老、如有一寶。”《繁花》劇集超越小說之處,第一筆在於引入了爺叔這一角色。電視劇中的主角阿寶蛻變成寶總的過程中,爺叔的指引是不可或缺的。從炒股到外貿,從黃河路到南京路,寶總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初期取得成功,與爺叔經歷過的這些過往,他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,密不可分。這樣兩個主要人物的命運糾纏,又與1949年前、1978年後的上海互相呼應。衆所周知,社會主義中國主動開放,尤其是在浦東開發開放後,上海融入世界,參與全球競賽過程中,激活歷史記憶變作一種文化自覺,也是這座城市得以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成因。

在《繁花》中,爺叔代表海派文化的活水源頭。這一文化形態始自何時,源自何處,學界至今言人人殊。最爲普遍的處理辦法,是暫且將“文化”與“海派”分開,僅談論後者的詞源。對海派文化最爲常見的定義,是將“海派”之名作爲邏輯起點,認爲1917年“海派”一詞首次出現在大衆視野後,很快就成爲一個廣爲流行的名詞。

詞源回溯這種方法,只是文化形態不好定義的一種折中選擇。筆者認爲,一種文化的新生,首先在異質性,其次在穩定性,最終要有“自認”與“他認”的歷史進程。海派文化獨立,是具備明顯差異性的。今日我們習慣將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並列,那麼就說明一般認爲,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必然大於同一性,斷裂似是超過傳承。上海本是江南一隅,雖被稱爲“壯縣”,也僅限於規模。從物質到精神層面,上海一地文化樣貌不同於他處,大略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發生。有人讚美上海是東方巴黎,有人貶稱上海是黑色染缸;內地人覺得是上海代表世界,來訪者則認爲上海代表中國。一座城市總是有多重面相,但異質融合如此之強,形象差異如此之大,內涵要素如此繁雜,概非上海莫屬;海派文化生成,還應有空間上的確認。開埠之後,外國租界有界限可言,但長期以來上海華界則時時處於變動之中。直至1925年,身處江浙戰爭中的上海因禍得福,得以建市,脫離江蘇,直屬中央,成爲與省平行的行政區劃,這座城市的空間才大致確定了下來。上海成爲中國第一個與省平行、直轄中央的市級政區,這一由縣到市的巨大轉變,一以貫之,迄至今日,成爲海派文化孵化的基本條件;海派文化定型,最終需要自認與他認。自認易於理解,海派一詞的廣泛社會應用體現出的就是一種自我認同。某先生動作瀟灑、出手大方,可稱“海派”,生意人擺噱頭、誇海口又稱“海派”,文章家的縱筆馳騁也被稱“海派”;上海的飯店、服裝店也在廣告上標榜自己的某種風格爲“海派”。他者主要是通過20世紀上半葉的三次爭論,他者是北京。“京派”“海派”之爭從繪畫、京劇、文學等文藝領域延伸開去。熊月之認爲,海派文化在1949年前就完成了從得名、污名,再到去污、正名的歷史進程。

急劇蛻變的寶總

《繁花》主體講述的是改革開放之後,一位身無分文的上海青年阿寶變身名聲大噪的寶總的故事。劇集中的阿寶從街道工廠選擇下海經商,幾乎每一步都與時代同步,從最初的財富積累來自炒股,到在外貿大樓爭取來第一張海外訂單成爲寶總,再到幫助範總成就國人自己的服飾品牌,協助服裝公司上市後歷經金融市場的風雨,最終回到浦東一塊農田中,迎接新世紀的春風與陽景……我們不能將寶總看作是一個人,他是那一代人的精神總彙,所映射的也是上海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起伏嬗變。

一如劇中的阿寶,人生低潮時無法獲得雪芝的青睞,上海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並非一帆風順。在1990年之前,上海作爲計劃經濟的大本營、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、國有企業的集中之地,實際上充當了全國改革的“後衛”而非“前鋒”的角色:改革滯後,開放不足。隨着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的開放、全國經濟體制的逐步轉軌,各地經濟都開始迅速發展,廣州、深圳等南方省市迅速崛起,上海的國民收入和工農業產值,不僅從冠軍的寶座跌落下來,而且下滑勢頭非常快。陷入危機的上海開始不斷反省自身。《解放日報》打響頭炮,頭版刊發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峻坡的《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第一說明了什麼?——關於上海發展方向的探討》一文,一石激起千層浪,這篇文章引發了“上海向何處去,建設什麼樣的上海”大討論。20世紀80年代中期伊始,“海派”一詞被上海的文化界重新發掘併爲其賦義,最終產生了“海派文化”一詞。

思想上的活力,最終帶動了整個社會的求新求變。整個20世紀90年代是上海改革開放力度很大、經濟發展很快的十年。帶動這十年上海發展的主要引擎,是浦東開發開放。上海市委、市政府按照中央要求,堅持“振興上海、開發浦東、服務全國、面向世界”、“以東帶西,以西促東,東西聯動”和四個“率先”(即率先與國際接軌、率先實施市場經濟體制改革、率先實施行政管理體制改革、率先實現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)的戰略,紮紮實實,埋頭苦幹,很快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,一座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都市再度崛起於東海之濱。這一時期,海派文化的學術研究起點也很高,學人們對海派文化的起源、流變、內涵、定義、評價,以及與近代上海社會關係等諸多問題的討論已經相當細緻深入。陳旭麓、熊月之等人對海派文化的研究,成果豐碩且不受海派盛名的負累,致力於海派文化實質的挖掘與研討,其影響力一直延續至今日。對於海派文化的前途,在這一階段的結論也比較客觀,即更加註重重振上海文化的聲威,認爲需要“繼承和發揚‘海派’文化的優良傳統,吸取‘京派’以及其他各派之所長,克服自己的弊端……創造出具有‘海派’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”。

無限可能的小小顧

《繁花》可以只講阿寶變成寶總的傳奇。令人驚喜的是,在劇集末段,導演別具匠心地安排了和平飯店電梯管理員顧師傅退休,取而代之是小小顧的登場。小小顧深信寶總是個會變“戲法”的人,“一塊變十塊,十塊變一萬塊”,想向寶總好好學習“戲法”。而寶總卻教小小顧先學會26國語言服務客人、賺到小費,激勵他多學會一種語言,“加一塊”;當小小顧掌握了多國語言,寶總又希望他學習更多的國內方言。終了,當寶總迴歸阿寶,也是小小顧將其送離了象徵意味濃厚的和平飯店。

小小顧只是《繁花》中的小角色,但這一別出心裁的伏筆安置卻異常重要,使整部劇集的意義再度昇華。小小顧不僅是顧師傅的接班人,甚至可視作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後繼有人,未來可期。

事實也是如此。進入21世紀,三件大事直接帶動與推動了上海城市的發展與轉型:一是新一輪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的制訂與批准,二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(WTO),三是上海獲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舉辦權。上海在新世紀進入了改革邁大步、建設大飛躍、綜合實力大幅提升、城市形象大放異彩的快速發展階段。而“海派文化”的探討也超越知識分子,在政策層面主要是圍繞“城市精神”展開。2003年,上海總結出“海納百川”“追求卓越”八字城市精神。四年之後,又添上了“開明睿智,大氣謙和”八字。此時,海派文化研究機構與平臺開始涌現,伴隨着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成功舉辦,上海文化的聲量再次提升,海派文化研究走向一個新的階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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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底開始,“海派文化”正式見諸官方文件。在“十三五”規劃建議中,上海提出要“傳承中華文化精髓、吸收世界文化精華、弘揚海派文化品格,着力提升核心價值觀感召力、理論成果說服力、宣傳輿論影響力、文化產業競爭力,基本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”。2017年12月,上海提出“全力打響上海服務、上海製造、上海購物、上海文化四大品牌”,並指出“豐富的紅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寶貴資源,要用好用足”,將海派文化作爲“上海文化”品牌的內涵之一,與紅色文化、江南文化並列。2021年“十四五”規劃中,明確提出“大力傳播和弘揚紅色文化、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”。同年推出的三年行動計劃(2021-2023年)中,提出“在海派文化傳播提升中彰顯‘上海文化’品牌建設聚力匯智作用”,並規劃了一系列有助於傳播海派文化的專項行動。

據不完全的統計,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22年底,與“海派文化”直接相關的圖書640種,理論文章1537篇。 從時間趨勢上來看,研究規模呈現階段性上升的態勢。尤其是進入21世紀,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數量呈爆發式增長。特別是2018年,上海城市的品格被歸納爲“開放、創新、包容”,海派文化的闡釋與演繹迎來了新一波高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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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《繁花》電視劇中呈現出是極爲別緻的似錦畫面,表面上講飲食男女,所欲勾畫卻是山河歲月、城市變遷。《繁花》綻放,是藝術創作者對於“海派文化”一次準確到位又濃墨重彩的描摹,起承轉合間,內蘊是上海百餘年間大開大合式的城市發展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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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開放的上海故事起起伏伏,沒有哪一步成功來得容易。而不畏艱難,只爲一口氣,勇於創造屬於自己的碼頭,不僅是寶總一人的精神,也是劇集中汪小姐、玲子等一衆人的共同品格。劇集中這些人物勾畫,各美其美,是王家衛心中新一代上海人的形象。而如此深描,也獲得全國民衆的高度認可,共同營造出一款“現象級”的文化產品。在此意義上,《繁花》的成功,意味着它已成爲新時代海派文化的一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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